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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007 民间助学网络团体对应地区一览 （060809）民间助学网络团体对应地区一览 （060809）
http://www.lohcn.org/forum/viewtopic.php?t=28330 12/13/2006 一个人的革命——肖斯塔科维奇和他的交响曲一个人的革命——肖斯塔科维奇和他的交响曲
我一直有这样的念头，要为肖斯塔科维奇写下一些文字，这当然不仅仅因为肖氏是“二十世纪的贝多芬”（罗斯特洛波维奇语）。只是论述和分析肖氏生平及作品的文字已有不少，而好的音像文本偏偏不多，这对于只通过此类文本接触肖氏音乐的我们，不能不说是遗憾的。无论肖氏所处的时世经历了怎样的风云变幻，无论他身后有怎样的政治背景，无论其真实思想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怎样的冲突，也无论肖氏的道德立场、人格个性到底如何，都改变不了他作为一个音乐家、一个创作者的身份。而上述一切都要靠他的音乐来体现，尤其是作为一个极权统治的反抗者，他用了怎样的形式来反抗并是否具有成效，也只能借助一堆“音乐罐头”了。 随老一代苏俄指挥大师穆拉文斯基、康德拉辛、斯威特兰诺夫相继故去，新一代如谭米卡诺夫、贾维、杨松斯、格吉耶夫、费多谢耶夫以及阿殊肯纳齐等相继崛起，乐坛似乎有了新气象，苏俄音乐的演绎也似乎有了继承者，但以我的浅见，这批“新”人演绎的肖氏作品，几乎无一令人满意。这肯定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新一代指挥家技术起点清一色都很高，问题的关键在演绎风格的改变。艺术上的求新毋庸置疑，新一代要青出于蓝，想做出与老一辈不同的表达方式也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恐怕还有更深的原因：原政治体制崩溃，冷战终结，独裁统治相应结束，意识形态的大神话也随之破灭。在这种大背景下，人性的压抑、形势的严峻得到一定的缓解，艺术家所处的文化环境由禁锢变为宽松，“解冻”后一代不像老一辈那样与肖氏生活在同一时代，而是成熟于相对开放时期，但相对地存在另一种压力——社会和艺术的商品化。艺术团体开始找赞助、挖资金，更替人员和设备，更重要的是整个体制变更后，为了适应商业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便会因应改变经营策略，并在艺术上逐渐形成一种迎合“现代人审美趣味”的演绎方式。在演绎肖氏类作品时，无一不是向更理性、更冷静、更精致和更优雅抒情这一方向靠拢，而作品的力度、深度，压抑感、庄严感，戏剧性和战斗性无不一一减弱。而将其扩延，这也是当代古典音乐演绎的不良趋势，那种天趣宛然、意气横生或内涵深邃，充满思想和人性的光辉，深具人文精神的演绎已绝少见到了。至少在那些经济发展良好，社会稳定，一切事业、行业皆高度商业化的文化大国是如此。但我们又能寄望于那些尚在战火、饥饿、贫穷、灾难中苦苦挣扎的民族和国家吗？又或寄望于那些尚在求发展、求进步、求与“国际接轨”的正在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碰撞、不断徘徊和选择的“发展中”国家？此两者都是充满矛盾与戏剧性的处所，是滋生新的文化精神的温床。然而，这些民族地域有足够悠久的历史文化吗？他们产生新文化新观念又或继承延续传统文化精神的条件足够吗？他们又拥有超强魄力的艺术创作者吗？答案多数是令人失望的，但我们还是要期待，因为文化传承的香火不能断。 在当代，能够在精神上继承肖氏音乐思想文脉的人日益减少，这不由得使人不安，难道我们再不可能听到肖氏作品的上乘演绎了吗？我这样问并非杞人忧天，也不想哗众取宠。事实上，当今的古典音乐无论是乐团、指挥、演奏演唱者甚至听众、观众的水平都明显下降了。尤其对贝多芬、勃拉姆斯、布鲁克纳等深沉宏大而深具精神内涵的管弦乐作品，不是倒退，便是裹足不前。而这些作品恰好就是传统古典音乐作品中最精华的部分啊。尤其对肖斯塔科维奇，我有着特别的期待，这不仅因为肖氏用他的音乐、人格和经历为世人展示了一个人、一个艺术家的良知，更因他用纯粹的艺术语言展现了一个人道主义者思想和精神的高度，特别是把社会、人生与艺术相结合的紧密度，它的意义绝非仅限于苏俄，它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而对于中国人，他的意义更为特别。 在艺术领域，大致分为两派美学：“为人生而艺术 ” 和“为艺术而艺术”。其实这一划分法并不科学，因为“人生”毕竟不能全然不顾艺术本体，“为艺术”也不可能离开具体的人生，两者密不可分，众多的艺术大师都是两不相误，贝多芬为生命而怒吼，为人类而高歌，曲风开一代先河。肖氏为正义伸张，为人道呐喊，曲式又何等精妙！画家马蒂斯声言艺术为了人生，到头来多么艺术。梵高只认艺术，又返照出如此多彩的人生。“为艺术”、“为人生”不过是两种观点的提出，前者带资产阶级情调，后者则见诸于左派文艺，但无论前者后者，皆有其产生的因由和需要，又皆不能以偏盖全，一概而论。但无论侧重于何者，皆不能忽视人文精神，肖斯塔科维奇正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肖氏曲风，上承俄罗斯深厚的民族音乐传统，下接现代音乐语汇，中间也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即是现实主义的美学观，典型的“为人生、为社会”而艺术。但单是如此，远远不够概括肖氏，崇高的理想主义精神，坚定的道德立场和人生观才是肖氏人生和音乐的主旨。而作品宏大的结构、繁复的曲式、简洁洗炼的语言，辛辣的冷嘲热讽，打击乐般的音色，疾劲与舒缓相交替的速度和节奏则是个性气质与严格刻苦学习的结果。当然，没有当时严酷的社会政治环境，的确很难造就出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曾访问苏联的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认为是苏联压制了肖氏的才华，如果肖斯塔科维奇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公平开放的国度，会创作出更好的作品。笔者自己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想法，但经验告诉我们，人的命运是难以假设的，如果情况真的如此，以肖氏的才智，必然也会写出质量至高甚至更高的作品，甚至可能更“美”，然而我们不禁又要问，这样的作品还会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吗？还会产生现实与理想，自由与禁锢两者间的巨大张力吗？他还会是火种、明灯吗？只有高压下的自由，才是真正的、有质量的自由，只有强权下的反抗才是有力量的反抗。反过来，以肖氏如此坚定的道德立场，以其如此冷静的头脑和敏锐的思考力，就算在相对自由、公平的西方，同样会以冷峻的态度去面对社会上的种种现象而作出必要的反应。他的正义感和判断力决不容许其等闲视之。也许，这才是他真正的命运吧，性格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肖氏的作品几乎每部皆有题旨，每部皆有内容，尽管显隐不一，但矢矢中的，真正实践了“为人生、为社会而艺术”的左派文艺美学而又决不限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他的作品有合理的夸张、变形，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和提炼，形象鲜明、深刻有力。最关键的是没有落入“唯题材论”的陷阱。从没有为思想内容而牺牲艺术质量为代价。尤其到了后期，作品已进入炉火纯青的境地。这足以解释为何原有政治体制最终解体而肖氏的艺术却颠扑不灭，不止没有与原来的极权统治一起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反而更加辉煌灿烂而终成永恒。 肖氏的个性气质和人生遭际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两人都敏锐而通达，把社会和人性看得透彻到了极点。两人都有着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但都立场坚定。他们半生都饱受攻击但都应付裕余。他们都才高八斗，在运用自己的专业“武器”时得心应手。他们都在各自时代各自领域遥遥领先，而又自知伟大而傲视同群。以夏衍形容“周先生”的话来说老肖同志同样合适，“他们（指攻击者、竞争者）远不是他的对手。”他们二人都在黑暗、不公与强权下姑活（姑且活着），我相信，他们内心都有过一时的恐惧和长久的冷惨，但他们都选择了奋力抗争，又都成了典型，成了时代铁的证人并以各自的方式为时代发出最强音。 - 两个人都属于人类中最具独立人格和最善于思考、判断，也最具有“人”的自觉意识的一类。两人都思想冷峻而情感炽热，他们的灵魂深处都充满了爱的光芒但很少外露，两人都是玩灰色幽默的高手，两人都选择并擅长打“堑壕战”，两个人的作风都“快、狠、准”。所不同的，是鲁迅最终选择了“短、平、快”的匕首般的杂文。肖氏却是以火力强大的交响音乐为主，同时又间之以轻骑快枪、强弓短箭般的室内乐，而在歌剧、舞剧、歌曲等诸形式上皆得心应手，比鲁迅要丰富。当然，国情不同，条件所限，也许就使中国无法出现肖斯塔科维奇式的人物。中国传统音乐形式好像不适宜于批判现实，而西方古典音乐又是舶来品，在中国缺乏深厚的土壤和根基，而近、现代的中国，外忧内患不断，文化几度出现断层，无法累积至一定高度，未曾产生过真正高水平的大作曲家。这个理由可以令人信服吗？也许可以。但我们也不应忘记，中国毕竟也没有出现第二个鲁迅。中国的文学传统不可谓不深厚。自五 · 四后，优秀作家也不能说少，但为何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始，这一精神香火便日见隐晦而颓败呢？可见光从技术、形式层面去分析，是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心灵，而是精神，是热切的理想追求，顽强的生命意志，强烈的创作欲望。自然，近乎残忍的干劲和恢复的弹力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后者，在肖斯塔科维奇身上反映得尤为明显。 不错，伟大的艺术作品并不一定产生自伟大的心灵。但欠缺伟大特质的心灵所产生的伟大作品带着偶然性。而一个具有伟大心灵的创作者如果同时具有过人的艺术天赋和顽强的意志，那么主客观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是合乎情理的，属于正常逻辑。人格与创作的疏离是现代工商业社会之弊，倒是东方传统中修身与治艺的一体观值得提倡。真、善是美的前提和基础。缺乏前两者的美是虚伪而短暂的。肖斯塔科维奇的生平与艺术，正是伟大心灵产生伟大作品的最佳典范。 尽管有十五部四重奏、六部协奏曲、两部歌剧、三部舞剧及各种形式的管弦乐、室内乐和声乐作品，但肖斯塔科维奇毕竟是典型的交响乐作曲家，是贯穿他一生的十五部交响曲支撑起这颗灼热的灵魂，也支撑着二十世纪的交响乐坛。 肖氏师从俄国著名音乐家格拉祖诺夫，成就却远高于其师。 ` 作为毕业创作的《第一交响曲》首演于 1926 年，紧接着，指挥家瓦尔特 1927 年于柏林，史托科夫斯基 1928 年于费城，托斯卡尼尼 1931 年于纽约分别举行了该地首演。自此，肖氏扬名国际并成为苏联音乐创作的中坚。而他的第二交响曲《十月》，第三交响曲《五月一日》，以及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被他自己收回并雪藏二十余年才首演的《第四交响曲》，被论者形容为“狂飙三部曲”，为肖氏青年时代的代表作，尤其《第四交响曲》为肖氏转向成熟的标志，它既有自身的逻辑结构的严密性，又集中展示了作曲家中、后期交响曲创作中的原则，被肖氏自己称作“创作信条”，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五交响曲》恐怕是迄今为止最流行的交响作品了。表面上看，是肖氏迫于政治压力而以交响曲的形式所作的“检讨书”。而事实上，它是肖氏用音乐语言对当时苏联舆论界政治批判的有力回答。既然被斥为“噪音”，肖氏便当真“改正缺点”，以较传统的曲式与手法写作出一部为“人民”认可的作品。他的意义，当然决非仅仅是使肖氏免于发配西伯利亚之祸了。这部里程碑式的杰作以深刻的思想，充实的内容，极度完美的形式表达了人类对反抗强权与暴政的决心和信念，恰如一篇誓与黑暗与不公决一生死，并抱有必胜信心的战斗檄文，同时也是宣示人类神圣尊严的人道宣言。这部《第五交响曲》与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有异曲同工之妙。我相信，这多少是肖氏有意为之。他们都深刻展示了人的命运，也都表现了人在命运的连番打击面前誓不低头的大无畏勇气和英雄主义精神，“第五”是肖氏第一部把寓意赋予节奏动机的作品，它的精神内涵与“贝五”遥相呼应。两位作曲家以作品构成了跨时空的精神默契。两部作品在整体布局上也几乎完全相符，终乐章都解决了疑虑与挣扎，最终走向了自由、光明和辉煌的胜利。 1941 年 6 月，德国单方面毁约，大举进攻苏联。肖氏在被德军重重围困的列宁格勒创作出最具影响力的杰作——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 42 年 3 月 5 日 于古比雪夫首演，这部作品的总谱被拍成萎微缩胶卷用飞机送往美国， 7 月 19 日 托斯卡尼尼指挥全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作电台首演，成千上万的听众在广播里收听了这部作品，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一个著名事件，当时的肖氏，还以一个战时消防员的形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同时也是苏联人民抗击纳粹侵略的标志。《第七交响曲》是肖氏一生最高成就之一。然而他的写作动因与表现的内容，一直众说纷纭，包括肖氏自己的说法，也无法尽信。根据其学生伏尔科夫笔录的肖氏口述回忆录《见证》，肖氏说这作品是表现了战前的列宁格勒。换言之，就是表现了斯大林强权统治下的这个伟大城市的人民的苦难。然而，这是否又是伏尔科夫的蓄意杜撰？第一乐章那著名的“侵略”主题到底表现了什么？如果不是通常认为的法西斯野蛮而强大的侵略步伐以及在高潮时突然的扭曲变形，象征敌人在苏联人民铜墙铁壁下头破血流、丢盔弃甲，那又是什么？如果那由轻到重，由弱到强，不断变换和声、织体、配器而节奏和旋律又全然固定的十一次变奏是要表现那“整肃”、“清洗”带来的大恐怖；是要表现强暴的“专政”和盲目的一体化运动；是要表现人民在强权与暴政下那撕心裂肺的哀号与怒吼，那也是全然能够成立的。这不仅因为希特勒与斯大林不过一丘之貉，更主要的是，我们从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中，听得出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的基本信念与立场：人生是一场战斗，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生死决战，侵略者与强权统治者都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善良的人们没有选择而必得参加并必须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因为“生活没有旁观者”（伏契克语）。当然，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听到了热烈而谐谑的第二乐章，那是对过往生活的美好回忆，那也是在黑暗与不公统治下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听到了深沉、宽广哀恸甚而悲壮的第三乐章，那是在战争又或是心灵的废墟上，饱尝煎熬的苏俄人民一支苦难的歌，也是对不公，对残酷、野蛮的统治者的控诉。当然，还有那充满令人振奋的力量的辉煌的末乐章，不必多言了，那正是自由、民主、正义、和平的最后胜利！ 同为“战争三部曲”的《第八交响曲》在气质上比“第七”更为深沉，在艺术上更具个性。如果说“第七”是对战争的描绘的话，那么“第八”便是对战争及其带来的灾难的思考。它的所有乐章都极为完美，是肖氏内容与形式都结合得最紧密的杰作。当万众期待肖氏在战后能写出一部堪与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相类似的凯歌兼颂歌式的交响曲时，老肖同志却出人意料地写了一部形制短小，活泼诙谐并略带讽刺意味的小交响曲。肖氏是在跟斯大林开玩笑吗？事实上，肖氏已从战争的表象中摆脱出来，进入了一种对生命价值更深邃的思索。 二战后，苏联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控制，肖氏等一批作曲家被批判为“形式主义”。为了避祸，肖斯塔科维奇同时以两种风格进行创作，一种简单的、顺应官方审美标准的，另一种则是复杂、艰深的，符合真正的艺术标准的。战后到 1953 年的八年间，肖氏都没有创作过交响曲。 1953 年 3 月，斯大林去世，标志着苏联政治和文化发展中一个时代的结束，作家爱伦堡发表了影响巨大的小说《解冻》，表现了对过去时代的深刻反思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随着一大批“解冻”文学的应运而生，肖氏也推出了他的《第十交响曲》，有人把它誉为自由的宣言书，也有人斥之为形式主义的恢复。然而，人们最终承认并接受了这部巨作。在这部作品里，肖氏第一次在交响曲中显著地使用它的签名动机“ DSCH ”，它表明了立场，也成为了作品的结构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第二乐章谐谑曲中描绘了“斯大林的肖像”，冷酷、残暴、野蛮、横扫一切。随后，为了纪念俄国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肖氏又写了无论在题材和内容上都极为相似的《第十一交响曲》和《第十二交响曲》，前者以 1905 年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为背景，以广为流传的革命歌曲为素材，展现了宏伟的历史画卷。后者则表现了十月革命，虽在艺术上稍微偏弱，但音乐形象生动逼真，有着很强的冲击力，并且与上一部作品一样，又有着浓厚的史诗气质。 六十年代，肖氏以一个具有高度良知，有人道精神、道德勇气和正义感的严肃思考者的身份写出了两部声乐交响曲：《第十三交响曲：娘子谷》和《第十四交响曲》，前者是针对当时欧洲的反犹主义，为饱经苦难的犹太民族发出最有力的呐喊，同时伸出最有力的援助之手。它使用了苏联著名诗人叶浦图申科的诗歌作词，报饱经波折才得以首演。后者则是肖氏对人生与死亡的深刻而几近冷酷的悲剧思考。尽管它引来了诸多争论和误解，但却是举世公认的卓越之作。 1971 年，肖氏写下了他最后一部交响曲《第十五交响曲》，它带有极强的自传性质，是对自我一生的总结。在这部规模不大的作品中，作曲家显得冷静而克制，他沉着而平和地透过一生的风霜，审视着过往的一切，不再有新的憧憬，却也并不悲观，而是充满了清醒和睿智，哲理性和冷嘲热讽的本色也从未消失 ----- 12/12/2006 陈嘉映：书的长度（转载）
11/30/2006 十一郎：做个成年人——我看“南宁7.9事件及判决”
——就南宁7.9事件及判决，接受“搜狐户外”采访 7、发生了不幸之后，除了遇难者，灾难的经历者往往也是某种程度的受害人。
我参与过低海拔、高海拔山难的救援、搜索工作，也亲身经历过身边队友失去的痛苦。我觉得，那些经历了灾难、幸存下来的人，也是某种程度的受害者。对他们的事后心理辅导非常重要。但现实中，却少有人去重视、解决这个问题。而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还不足以通过专业细化的社会分工，提供这种服务。所以，更多地要依靠户外人之间的相互帮助。 此点，特别提请老山、老驴们留意。 8、每个玩户外的人，都应该让亲人知道你在从事怎样的爱好。 一个人如果只知道自己的兴趣，却无视亲人的感受，那么这种人只适合在电脑上打虚拟游戏，不适合进入美丽而残酷的山野。 我知道一个真实的事情，很唏嘘。以前有一个我认识的朋友，在一次登山中遇难了。遇难之后他家人根本不知道他有这个爱好，他家人就把很多责任和怨气都归结到他女朋友身上。而他女朋友跟他在一起6、7年了，跟婚姻状态也没什么分别。因此他女朋友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多重的痛苦，因为他家人根本就不承认这个人。而且他的父母因为这个灾难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精神、身体都崩溃了，根本无法进一步沟通。这个事情最后搞得双方非常痛苦。做朋友的，也只能唏嘘，无法帮忙。你愿意你的亲人受这种折磨么？ 所有玩户外的人，一定要让你的家人、亲人知道你在干什么。别觉得让他们知道了、自己就玩不痛快，就什么也不说自己悄悄玩。万一有一天出了问题，你的家人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他们将加倍地痛苦。设想你身为父母，你甚至都不知道因为什么自己孩子的一条命就没有了、从此天人两隔，你会是什么感受？所以一定要让家人知道，这是对一个成年人最基本的要求。 我们有时候遇到的可能不止是死亡的威胁，还有伤残的威胁。那是不是也要考虑这些东西，也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不要让自己的亲人因为自己的一个爱好承担很大的麻烦和更多的痛苦。人活着，还是要讲点责任感的。 9、在现代社会，从事户外活动的人，要学会利用社会分工来分担和降低风险。 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就是：购买保险。当然，在操作层面上，国内的保险还很不成熟。但，若把意外之后的责任推给社会、朋友或亲人，那是更加不现实、甚至不道德的出发点。 首先，我们要有买保险的意识。作为一个现代成年人你该知道，你的风险是可以通过社会分工来分摊的。购买保险虽然不能避免风险、也难以使亲人的痛苦减少，但可以相对降低灾难带来的后果、对家人有一些补偿。 第二，就是保险怎么买的问题。目前国内的保险业不够发达，在险种设立方面比较粗糙，很多意外险有免责条款，把登山、攀岩、高海拔活动都作为免责。所以，一个成年人在办理保险的时候，就应该看看它是否有免责条款？如果有的话，该怎么办？ 这又涉及到一个比较大的社会问题，因为社会发展不是单项发展。不是说户外活动的人发展得快了，一切配套的软硬环境就都OK了。户外活动遇到的很多问题，涉及到一个社会发展不均衡的因素在里面。比如户外活动的人多了，保险公司会觉得这是一笔可以操作的买卖，那么它就要算利润平衡点。算得过来，它才会逐渐地提供这样的服务、这样的保险品种。 那在发展过程中怎么办，就要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以前我们组织活动的时候，在发起活动的帖子上就会要求你购买保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也不购买，那么组织者可以拒绝你参加；如果你购买不到，可以通过跟我们有往来的保险公司购买。因为保险公司知道我们的水平、过往的记录、经常举办的是什么类型的活动等等，所以保险公司愿意跟我们签一个框架协议。他们在现有的品种里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推荐给我们，或者修改一下设计一个给我们。这是一个当前可以借鉴的方法。 一个人，不能说等出了事之后依赖大家奉献爱心来解决问题。换个角度说，如果我这么想的话，那我就很不道德。公益之心非常值得尊重和赞美，但我不能指着别人的公益之心就放弃自己的责任，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和想法。所以还是要找一些现有的、可以实施的办法，来解决意外所带来的后果。 10、这次事件的判决，会使老山友、老驴子都退隐，并引发户外运动的退步么？ 我看都不会。 社会发展不可能只停留在某一个环节，有需求、就会有发展、就会调整。 我们做个很简单的推演，假设老驴都被UFO劫走了、新驴没人带着玩了，那么肯定刚开始这段时间出事的几率会相对高一点。 但新驴也不都是傻子，老驴也是从当年的新驴自发成长起来的，不是谁一下子从娘胎里咣当掉出来就是老驴了。那么好，新驴一样会成为老驴。户外运动还会继续发展。 如果新驴不想成长为老驴、想找别人来带，那么就会促使相关商业组织出现。实际上AA制只能满足一部分需求、不能满足全部的需求。AA制特别适合那种参与者水平和活动难度没有什么太大冲突的类型，比如背个小包走走八大处啊什么的。如果一个新人突然说“我要溯溪、我要攀岩”，那么就需要一定的服务。这样的服务收不收费？如果老驴都消失了，就没有不收费的了，那么就会产生很大的市场需求，可能就会有一种新形式、新形态的户外服务机构出现，这未尝不是件好事。 所以，我不认为老驴消失了这个世界就会怎么样了，大方向不会因此改变。 实际上，我坚信老驴是不可能都不出来的。可能会有一小部分真的退出带新人的行列。另有一部分老驴可能会做一些教育工作、沟通工作，比如，不搞活动他可以作论坛、讲座、网上做些专题大家可以看，这些都是有实效的。大部分老山、老驴，因为对这项运动的喜爱、因为同类之间的关注，还是会继续坚持以老带新的事情。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是老驴？谁不是老驴？其实，有时候不是“老驴”重要，而是“有责任心的老驴”才重要。也有很多人，是玩了多年不知道自己玩什么呢；或者他也知道，但就是不愿负这个责、操这个心，这也没办法。因为人都是独立意志的独立个体，你不能强迫他们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我真正担心的是：由这次判决形成的一个“不当使用法律工具”的先例；以及更深一步的，某些官僚机构借此在户外行业里，以规范、管制的名义，行寻租之实，从而损害广大户外人群的基本利益。 归根结底，我想说：登山户外运动，是有生命成分在里面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会面临到，或者是生命代价，或者是健康代价。所以，一定要拥有一个成年人的思维方式；一定要在开始进入到这个活动之前就有一个预知、要有一个谱；然后，才涉及到我们怎么通过这个活动的实际操作去提高自己；同时，要学会在法律上保护自己。比如说，你在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强，你希望组织者专门提供一个强大的帮助给你，这可能就不是AA制活动了，而是一种俱乐部的活动，那你一定要签协议，把责权利界定清晰。如果你参加的是AA制活动，那你一定要知道，AA制是不存在这种所谓责任承担的，如果领队实力不强、活动很危险的话，没有人能帮你降低这个风险，那你就要考虑你是去？还是不去？出去玩，固然很好，但如果只看到好的一面、没看到危险的另一面，那代价将非常惨烈。最后，要善于运用现有的社会分工，分散、降低风险带来的代价。 最后说一句貌似离题的话作为结束语：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是成年的现代人，那么户外界的事情，更多的要依靠我们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2006年11月26日整理 文章链接——http://outdoor.travel.sohu.com/20061128/n246657572.shtml
11/9/2006 南方周末评出2004致敬中国传媒 人民网上榜南方周末评出2004致敬中国传媒 人民网上榜
10/24/2006 互联网的结构组织(zz)互联网的结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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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ay Press North Koreans
BEIJING, Oct. 19 — China is prepared to step up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in coming weeks by reducing oil shipments, among other measures, if the country refuses to return to negotiations or conducts more nuclear tests, Chinese government advisers and scholars who have discussed the matter with the leadership say.
If Beijing does take a tougher line on its neighbor and longtime ally, the action is likely to bolster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has urged Chinese leaders to use all the tools at their disposal to put additional pressure on Kim Jong-il,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Among the most potent of those tools is oil. China provides an estimated 80 to 90 percent of North Korea’s oil imports, shipped by pipeline at undisclosed prices that Chinese officials say represent a steep discount from the world market price. Any reduction in that aid could severely hamper North Korea’s already faltering economy.
Several leading Chinese experts said senior officials had indicated in the past week that they planned to slap new penalties on North Korea going beyond the ban on sales of military equipment impos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But they would be likely to hold off if Mr. Kim agreed to return to multilateral talks soon.
Discussions about how to respond to the nuclear test, which was described by one expert as a “political earthquake” for Chinese leaders, come amid a flurry of diplomacy aimed at ironing out enforcement of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and luring Mr. Kim back to negotiations.
Secretary of State Condoleezza Rice is to arrive here Friday to meet with Chinese officials. On Thursday in Pyongyang, Mr. Kim met a delegation sent by President Hu Jintao of China, the first diplomatic contact with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since the nuclear test on Oct. 9.
There was no immediate word on what Mr. Kim told the Chinese, but Beijing experts said he would most likely have declined to meet with the delegation, headed by a cabinet-level official, State Councilor Tang Jiaxuan, unless he hoped to head off additional penalties by promising to resume negotiations.
“China is going to have to make some crucial choices in the coming days,” said one seni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pecialist who has participated in top-level discussions of the matter but asked to remain anonymous. “I think Chinese leaders are prepared to take a hard line, but Kim may be smart enough to try to divide China and the U.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ready have some differences over how to enforce the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that they and the res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voted for last Saturday. Beijing says it will not interdict North Korean cargo ships at sea,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have recommended, and has warned against seeking to use the sanctions to provoke a confrontation.
“All sides need to consider how to implement Resolution 1718 in a balanced way and not devise ways to willfully expand the sanctions,” Liu Jianchao, th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said Thursday, referring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banning the sale or transfer of missile- or nuclear-weapons-related goods to North Korea. “Sanctions are the signal, not the goal.”
But Chinese experts who have taken part in discussions about how to manage the situation said that after North Korea’s missile tests in July, Chinese leaders concluded that Mr. Kim might not negotiate a way out of the impasse unless he had no other choice. Officials felt badly stung by the nuclear test and have dug in their heels on ending the nuclear program there, the experts said.
China has opposed military action or an embargo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to its Korean War ally and has subsidized its government despite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But it is also wary that Mr. Kim may trigger an arms race in Northeast Asia and prompt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even Taiwan, to seek nuclear weapons.
Beijing’s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 have been strained for many years, and some Chinese officials argue that Mr. Kim wants a nuclear trump card to intimidate China as m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ake of the test, President Hu renewed his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a nuclear-free Korean Peninsula,” and ruled out recognizing North Korea, as a fellow nuclear power, they said.
“I believe that Chinese leaders are firmly resolved to roll back the nuclear program and not accept it as an accomplished fact,” said Zhang Liangui, a Korea expert at the Communist Party’s Central Party School in Beijing who has favored taking a tougher line.
“I do not think that the resolve of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s going to be less than the resolve of the American leadership,” he said.
Others agreed, arguing that as long a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kept its focus on a diplomatic solution, China would work to maintain solidarit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only issue that they do not agree on is interdiction at sea,” said Xu Guangyu, a retired general who is now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ssociation, a government-sponsored institute. “For the most part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sponded to this with the right tone, so I don’t see a major obstacle to cooperation.”
Mr. Xu said the question now was not whethe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maintain common ground, but rather how Mr. Kim would respond to the universal condemnation of his test. “The matter is in his hands,” Mr. Xu said. “If he returns to negotiating, the pressure will ease. If he conducts another test, that would be very reckless.”
Chinese officials have already begun carrying out measures intended to increase the pressure.
Customs officers have begun inspecting cargo passing through Dandong, a major trading post with North Korea.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the only Chinese carrier that flies to Pyongyang, the North Korean capital, announced that it had suspended service to the city.
Chinese banks, fearing possible freezes on assets, have restricted some forms of transactions involving North Korean interests while expanding a crackdown on suspected laundering of drug money and counterfeiting by individuals and front companies associated with North Korea, according to Chinese officials and local news reports.
More important, Chinese officials have discussed staged reductions in oil shipments if North Korea ignores international pressure, scholars who have been told about the leadership’s planning said.
Beijing is also North Korea’s leading provider of grain, but is not likely to suspend food shipments. North Korea suffers severe food shortages, with about a third of the population depending on imported grain.
China has not threatened publicly to cut off oil supplies, and it has resisted imposing economic sanctions. Instead, it has emphasized reviving the six-nation nuclear talks that collapsed a year ago.
At least superficially, that puts China on the same page as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called for a diplomatic solution to the crisis. But the talks have continued for years, producing meager results, and their continuation would not itself resolve the standoff.
China has put much more emphasis on the process of negotiating than has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expressed interest only in the results. Beijing argues that resuming talks would de-escalate the crisis, giving Mr. Kim an incentive to freeze his nuclear activities and making it possible to find a peaceful way out.
Some Chinese experts speculate that Mr. Kim, having proved that he has mastered at least the basics of manufacturing atomic bombs, may now be willing to return to the table, feeling he can demand a higher price for agreeing to discontinue the program.
“Kim has done nothing but anger China for the last few months,” said Shi Yinhong, a foreign policy expert at People’s University in Beijing. “But he could be smart enough to make a concession now, just before Rice visits, to create some troub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Mr. Kim twice ignored China’s stern warnings — first when he tested ballistic missiles in July, and then when he exploded a nuclear device close to the Chinese border — many officials here felt chagrined about having sheltered him, people who discussed the situation with the leadership said.
“The people who were the most critical of Kim in the past were a minority,” said one scholar. “But they have a bigger voice now. The people who had the most favorable interpretations of Kim’s actions are for now keeping quiet.”
临时抱佛脚之奈保尔
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VidiadharSurajprasad Naipaul），1932年生于靠近特立尼达西班牙港的chagua鄄nas，祖父供职于一家甘蔗种植园，父亲是一名记者。
1950年，18岁的奈保尔获政府奖学金，来到英国牛津大学专攻文学。大学期间，他的小说屡屡遭到退稿。父亲的帮助和鼓励使得他矢志不渝的坚持创作。1953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了。这年，他的父亲去世。奈保尔出版的《父子之间》收入了两人的往来书信。1953年成为自由撰稿人。1954年-1956年，担任BBC“加勒比之声”的栏目主持人。
1990年，他得到英国皇室的封爵，1993年，成为英国戴维-柯翰文学奖的首位获奖者，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奈保尔的作品主要由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构成，也包括一些纪实性作品。他是一位世界主义作家，他认为这源于自己无根的状态。他对于特立尼达文化和精神的贫乏感到悲哀，他感到与印度的疏离，也不能认同英格兰这个前殖民势力的传统价值。
另外，他还批评印度尼西亚、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非阿拉伯国家中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阴郁、苦涩、辛酸、对社会黑暗毫不妥协，就是奈保尔的风格。（China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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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的深邃之美
刘苇
奈保尔 (V. S. Naipaul, 1932--) 在《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 中，描绘了英国威尔特郡乡村旷野的景色，包括生活在那里的人及他们身上所发生的变化；同时交替穿插着自己写作的历程和外出旅行时的心情记录。这部被冠以“半自传体小说”（一种纯粹杜撰的称谓）的作品，打破了纪实与虚构、小说与散文的界限，以类似印象画派的笔法，捕捉外界事物留存在心中的影像——那些跳跃的记忆光点、闪烁的人影、生活碎片、乡野景色和朦胧的伤怀之情。它们在忧伤调性统领下，使流淌的语词所呈现的一切，具有永久回味的意味；仿佛是对逝去岁月所作的一次邀请或回访。
经过多年颠沛流离，晚年奈保尔定居在英国峡谷地带的乡村中。漫步而去，可以望见远处矗立的史前巨石阵，日落的余辉笼罩在旷野上，静谧中传递着苍凉。他迷恋这片土地，逐渐地认识了生活在那里的人。随着时光的流逝，他渐渐意识到在那些人身上和那片土地上所发生的变化：庄园凋敝；人逐渐衰老和无声无悉地离开人世；一些新的人到来；花园被道路替代，而后又荒草蔓延；庄园主残存的荣光渐渐熄灭。时间在缓慢流经的过程中留下了它的印记。这种被逐渐加深的细微磨损的痕迹在人头攒动大都市中很难察觉，只有长期停留在人烟稀少的乡村，被关注的对象简化到个数，有一天才会蓦然惊觉，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变。自然界的变幻以一种必然的本质的方式嵌入到个体命运的偶然性中，这其中有着令人着迷和费解的神秘。对于这种感受，如何寻求到确切而又新奇的表达方式，是奈保尔写作中面临的难题。
在他居住的小屋里曾留下一些以前居住人丢弃的书籍。其中有一本平装小册子，是关于意大利画家基里科绘画艺术的。基里科有一幅画，或者说是画的题目，让奈保尔注意到某种他体验到却又难以表达清楚的东西——“抵达之谜”。这是一种间接的、诗意的、抽象的概括。一种惊奇。画描绘了古罗马一个类似码头的地方，背景中几道围墙外是古代海船的桅杆，近处一条僻静的街上有两个将外衣裹得紧紧的人，一个可能是抵达的人，一个可能是港口本地人。场面凄凉而神秘。抵达的神秘。
这样，奈保尔在这本与基里科画幅具有相同名字的书中，自然地涉及到他写作的状态、对写作的思考和作家对他的影响。在回顾自身写作经历中，又引申出他在特立尼达岛上的童年时代和进入牛津深造时对写作迷恋与尝试的记忆。于是，这两种状态——对威尔特郡乡野生活的观察和对自身写作经历的回溯——在他飘渺而连绵的叙述中交织呈现，并形成一种四处扩散的张力。这种客体与主体的交融，在奈保尔笔下并非处在对峙的状态，而是被他以一种散漫的方式言说着。对于他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发生具体的事件或故事（书中没有清晰故事迹象可追寻，只有一些碎片似的情节），而是事件留在心中的映像，它们有如风中飘荡的乐曲，被他不经意地唤回，在心头萦绕、变奏，触及隐痛。
所谓抵达之谜，是改变事物面貌的某种力量的潜入，是时光迁移中对残影的迷惑和留恋，是对往日回望的感知与叹息，是宁静中的回忆。它具有岁月的味道和迷惘中的美感，是对死亡阴影最终降临和时光流逝的形而上困惑的探询。这其中包含了对人世普遍面临状态的沉思外，还暗含着奈保尔对自身境遇变迁的象征：他就像基里科画中的那位抵达者，从遥远的殖民地特立尼达岛来到英帝国，作为印度裔的皮肤黝黑的外族者居住在威尔特郡，而庄园主就是那位本地人，他与英帝国一样怀念着过去拥有的荣光。奈保尔目睹着庄园的衰败，尽管他与庄园主是两种人，但仍不免在心中引起伤痛，并试图寻找触使这一切变异的根源及本质。
《抵达之谜》于1987年发表后高居英国畅销书榜首。2001年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特意挑选出这部作品加以表彰，可见这部作品所具有的非凡魅力及影响力。在阅读过程中，我也时时惊异于他的才华。《抵达之谜》有着斑斓的色彩和多重角度，作者以切片的方式将闪耀在他心中的生活光影汇聚成一条清澈、幽雅、婉转的印象河流，将人生与历史沧桑溶入其中。作品似乎在暗示着：岁月会一晃而过，一切都会变化，都是过眼云烟，重要的是个人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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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峻之美——读《伤逝》（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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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峻之美——读《伤逝》
伤逝写爱情，也写人性和世态，更多写勇气与怯懦、真实与谎言、爱与欺瞒、希翼与虚妄，乃至生命与死亡，以冷峻之笔描摹状写。
一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扑面而来，是真实的愧悔和假设的真实。这悔恨一波三折，在文中盘旋、复奏，贯穿回忆、现实和渺茫新希望。
涓生所悔恨的究竟是什么呢？是打破了子君本已残破的守望，置于“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之境。
出于怯懦、涓生必须鼓足勇气，“用了十分的决心，加上这几句话：‘……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这是“不该虚伪”的直言么？因为感情已逝，徒留无益；而且因为于子君更“好得多”。不是涓生自己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可以“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而是为了子君。
鼓足勇气说出的“真实”，号称“不虚伪”的伪善。
然而，涓生真是伪君子么？伤逝，又一个负心故事而已？涓生的愧悔真实而强烈，难称虚伪。
“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如果真实可以宝贵，这在子君就不该是一个沉重的空虚。谎语当然也是一个空虚，然而临末，至多也不过这样地沉重。”
真实沉重还是谎言沉重？真实宝贵还是谎言宝贵？于涓生，说出真实是一个解脱，他本以为对子君也是如此；谎言不堪承受，不能将自己蜷缩于谎言之后，抵御现实严厉的袭击，在爱情之外，还有生活，还要求生。于子君，在谎言中继续被欺瞒与自欺，就是慢的死，只是仍带着守望；而真实加速死亡，孤独地、严威和冷眼中地死亡。
在伤逝中，其实看不到生命无法承受之轻，子君死后涓生感到的重重空虚并不是轻的虚无；子君所赖以消磨生命的“与小官太太斗”、“伺巴儿狗、我和油鸡”，也是滞重的，；即使“安宁和幸福”也“是要凝固的”。文中所有的寂静和虚空都沉甸甸，压得人无法喘息。这样的气氛，逼得涓生说出真实，寄望于分开求生。
涓生悔恨，“我为什么偏不忍耐几天”，忍耐几天之后呢？再几天之后呢？没有人回答我们这个假设。
也许，涓生后悔的是同居的选择本身，这出于爱情和勇气、真实、希翼和自己的生命的选择，各自经过抗争，与家人（子君的）和朋友（涓生的）绝交，从各自熟悉的、寓身其中的生命进程，移植到安静、隔绝的斗室。“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果然如此，涓生又一次欺人和自欺，不只是现实压得人面目可憎，言语无味，爱就是盲目的，软弱无力的，必须附丽于真实之上。这才是最赤裸裸、冷峻的真实。也是全篇中唯一的轻——爱情之轻。
（待续）
k\m\w\z 以及其他
第二届中文网志年会NPO Panel开始接受报名(zz)
第二届中文网志年会NPO Panel开始接受报名
时间：45分钟，年会第一天下午的第二场（10月28日）
议程：
- 各公益组织自我介绍（40"电梯测试）－5'
- 使用新技术的现状及成果－15'
- 问题及期望－22'
- 小结－3'
请有意参加的组织提供一个300字以内的组织介绍，并说明新技术对公益活动的促进及组织对新技术的期望
- 组织简介（300字以内，用于网志年会网页展示）
- 贵组织在公益活动管理和传播中使用了哪些新技术？效果如何？
- 目前的困难及期望
- 组织logo
如何让这个Panel更有趣，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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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第二届南方农村发展论坛农民合作组织&新农村建设研讨会
临时抱佛脚之风化史
风化史：唯物主义为你细说
江晓原
《欧洲风化史》三卷（《文艺复兴时代》、《风流世纪》、《资产阶级时代》），连同《古希腊风化史》、《古罗马风化史》各一卷，恰如五位佳丽，曾令读者望穿秋水──因早已有过预告，而且曾在《万象译事》上登载过片断──近日终于联袂登场。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书坊”自开张以来，虽“好玩”之书迭见，尚未有如此亮丽夺目之景观也。
这套《风化史》，基本上就是西方社会的“性文化史”。译作“风化史”，至为确切。所谓“风化”，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话头，至迟在《汉书》中，我们就 可以看到“以风化天下”（《礼乐志》）或“既伤风化”（《韩延寿传》）这样的话，既可作动词，也可作名词。后者化为“有伤风化”这一成语，至今仍在现代汉语中使用。
《欧洲风化史》的作者爱德华·傅克斯，德国人，一位文化史研究者，在当 时特别被视为漫画史专家。他作此书，虽然自知“不宜男女小学生阅读”，因为 书中所言，尽是裸体、化妆、通奸、情欲、男女共浴、节日狂欢、婚前性交、宫 廷淫乱、教会僧侣之破戒、娼妓揽客之方法等等，但想到“严肃的学术著作本来 就不需要具备这个长处”，也就释然了。
傅克斯相信：“每个时代的风化行为、风化观念、规范并制约性生活的种种规定，最典型最鲜明地表现了各该时代的精神。每个历史时期、每个民族和每个阶级的本质都在其中得到最真切的反映。性生活以其成千上万的辐射，揭示了生 活的重要规律、基本规律。”他实际上是想通过写风化史，来反映各个时代的文 化史──至少是文化史中那些人们通常不好意思谈论的方面。 傅克斯又以“发掘内在的联系并且确定形成及改变风化的因素”自任，认为 这应该是一部严谨的风化史的出发点，“这样一部风化史必定远胜单纯搜集奇闻 趣事的风俗大全”。
傅克斯虽然表白“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做理论的分析，而主要是生动地叙述事 实”，但要让一本书具有学术价值，没有一定的理论来支撑全书的框架结构是不可能的。坊间有些类似书籍，在搜集材料方面也下过一些功夫，但多被学者们视为搜奇猎艳之作，毛病就出在缺乏理论架构或架构太劣。《欧洲风化史》理论架构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一是将风化的建立和演变置于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上，他强调“生产进程达到的水平决定社会整个生活进程从而也决定两性关系领域的风化范围”，并认为各个时代的不同风化都具有满足当时社会需求的功能。在全书的叙述中，始终贯穿着这条线索。这种理论可以说是完全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与文化人类学中“功能学派”的主张也很有暗合。
二是傅克斯一个听起来颇为怪异的主张：“真实并不在于中庸，而正是存在于极端”。他阐述这一主张时，举了鲁本斯的名画《乡村节日》（卢浮宫收藏）为例，认为此画是历史上最为大胆的漫画之一，着力表现了乡村节日中疯狂的酗酒纵欲。他承认，通常乡村节日的实际情况不会是这样的，但是《乡村节日》却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傅克斯用充满激情的语言慷慨陈词：然而，正是这样的画特别真实。这真实同夸张并不矛盾，而恰恰应该归功于夸张。画家在夸张的时候，摈弃了一切能够引起误会的外衣，发掘出现象的核心。……而且是那么鲜明，人们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不能擦肩而过。再高度的近视也会看到画家究竟画的是什么；最迟钝的心智也会明白现象的内在秘密。这一切是靠夸张才达到的。傅克斯在此处所说的夸张，使我联想到物理学中的“忽略次要因素”之法——物理学大师正是因为能够天才地运用这一方法，才得以推导出那些著名的定律。在科学史上，伽利略研究摆的物理定律时，忽略了空气阻力和转动轴处的摩擦阻力这两个因素，从而推导出简明的定律，就是一个著名例证。后世学者论此事时认为，要忽略某些因素才能推导出定律，一般学者就能知道；而能够正确选择那些需要忽略的因素，则非大师手笔不能办也。
上面两点，对于《欧洲风化史》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直接涉及到材料的选择。既然风化的演变需要从社会经济生活入手来分析，而真实又在于极端，那么举凡诗歌、小说、戏剧、名画、史书、档案、黄色杂志、流行读物、征婚广告、笑话漫画、谚语民谣、名人信札、宫廷记事、晚年回忆，等等等等，无一不可为傅克斯所用，成为他引据的材料。
理论架构既已建立，傅克斯就挽起袖子，摆开阵仗大谈他的风化史了……
我们当然不应该冷落了另两部风化史。
《古希腊风化史》的原作者是德国人汉斯·利奇德，中译本是从英译本转译而来。书前有王以铸（希罗多德《历史》的中译者）写的序，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导读，其中谈到了研究、了解希腊文化的广泛意义。此书所言风化，取义似较广泛，其“第一部”几乎可看成是某种希腊文化史。但“第二部”比较集中于谈性，包括“男女之爱”、“手淫”、“女子同性恋”、“卖淫”、“古希腊人的性歧变”等章，而“男子同性恋”一章则长达88页，因为男同性恋古希腊文化中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古罗马风化史》也是德国学者的作品——奥托·基弗见了《古希腊风化史》，大约有心要作一部姊妹篇。书前也有王以铸的序。本书专谈古罗马的性生活，对古罗马文学作品的引用颇多。但阅读起来趣味性较《古希腊风化史》稍逊。
《欧洲风化史》三册是插图本，可惜插图质量平平，而且未能与文本中所谈内容就近对应起来。但更可惜的是如此精彩的三册书却没有索引。《古希腊风化史》和《古罗马风化史》没有插图，却都有相当好的索引，在我看来，这足以弥补没有插图的缺陷还有余。总起来说，则燕瘦环肥，各擅胜场。《欧洲风化史》成书于20世纪初，距今已近百年。《古希腊风化史》和《古罗马风化史》的作者，也都是十九世纪的过来之人。这样一组极有价值的著作，直到数十上百年后才被译介进来，这一事实本身，已经生动地说明了我们在“借鉴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方面还有多少工作可做。
（作于2001年2月11日）
2001年2月18日加入
时间
时间
暗夜降落在双肩上
慢慢消融，没有距离
内心中
不知名植物的根须
在疯狂生长
从头上探向遥远
同长发一起缠绕散披
又爬过了背脊
从此我的背脊古意盎然
血管深处
延迟着沉默的吁请
终于，陌生者悄悄来临
带着沉重的呼吸
和放弃了的命运的痕迹
『闲闲书话』 谁解相思一杯酒——西厢读记 (zz)
| 『闲闲书话』 〖首页推荐〗谁解相思一杯酒——西厢读记 |
| 作者：相忘江湖 提交日期：2006-9-13 22:38:00 |
前阵子蜀中持续闷热，蒸笼也似，坐着都是浑身淋漓，又哪能行走？在家里闲着又无聊，就书架上顺手抽了《鹿鼎记》来看，也是有一搭没一搭。
这天忽然看到韦小宝妆了和尚在少林寺外初见阿珂一段。韦小宝一见这少女，不过十六七岁，胸口宛如被一个无形的铁锤重重击了一记，霎时之间唇燥舌干，目瞪口呆，心道：“我死了，我死了……”，待阿珂恼了心，红了脸转身过去还犹自未觉，心想：“她为什么转了头去？她脸上这么微微一红，丽春院中一百个小姑娘站在一起，也没她一根眉毛好看……”看到这里，实在忍耐不住，丢了书大笑。这桥段实在太熟了，分明化自《西厢记》里张生初遇莺莺那段，金庸老先生可能也觉得再怎么翻也翻不出新意，却又舍不得撇开这心结，到底是老了脸皮码上了这一节，虽说终究没胜得了西厢，但那“一百个小姑娘站在一起，也没她一根眉毛好看”这句话倒用得确实贴切精彩，好歹算是搏了个彩。
丢了书，笑眯眯地想那老头子当初是怎么抵着牙齿攒着眉毛憋出彩头的模样，实在令人欢喜。
后来就丢了《鹿鼎记》，爬到书架顶上翻了《西厢记》来读，一翻才发现，居然有几个版本的，反正也闲着，便一本本对照着看着玩。看那一付偷香窃玉、朝云暮雨的心肠在这许多人的手里是如何患生患死，闪转腾挪。也看那一双双翻云覆雨手是如何无中生有，起承转合。
一、蠹鱼似不出费钻研①
六年前在秀庐玩临屏对句的时候，记得为了填一个词牌，曾写了句“落英成阵”，这次看到“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私下里是好生得意的。
这个发现让我好生欢喜，于是倍加看得细，慢橹捉醉鱼，有种掘宝的欢喜在里面。也因此，这回重读，倒也读出了许多别样滋味，今日细细写下来，也应个“蠹鱼似不出费钻研”。
家里收存的《西厢记》一共有五个版本，最早的是唐元稹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其他依次是北宋赵令畤改写的《商调蝶恋花》，金朝董解元改写的《西厢记诸宫调》，金圣叹的批改本《第六才子书 —读西厢记法》，还有就是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张燕谨校注的王实甫的《西厢记》。
查资料时知道还有明代王彦贞改的《摘翠百咏小春秋》，建国后石凌鹤改编的西厢记，后者据说是他创作高峰时期的产物,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界，可惜四处搜罗不得，只好罢休。
这五个版本里，故事情节最完整，破绽最少的是《莺莺传》，最好玩的是《第六才子书》，最好看、最实用的是张燕谨注的王西厢。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只是将元稹的《莺莺传》分段唱成词曲，没动故事本身，算是传奇改词牌的鼻祖。而董西厢与王西厢相比，则多了些须眉粗糙，铁骨铿锵，有些象东坡和三变的比喻：女孩红牙板，大汉铁琵琶。
但无论如何，这诸多版本里，确实以王西厢为最，而评论西厢最切的，我以为还是该属清代李渔的“吾于古曲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鲜瑕者，惟西厢能之”，其他人的评论或多或少没能允中。
看圣叹评《第六才子书》，就象看初见时张生如何颠倒，爱煞疼煞莺莺，那份痴狂爱恋是深入了骨子里的欢喜，也象小宝，一百个姑娘也没她一根眉毛好看！如要说些不中听的话，他老人家定是要劈面啐骂伧父、忤奴的。只可惜过犹不及，爱得深了，多少会朦些眼。他眼里写的所有人都全是为了写莺莺一人，其他人物全抹杀。真个是爱她怜她，连那秋波之一转也抵死不认曾是转了，为不忍将莺莺配给张生这负恩薄幸的浪荡子，不惜将第五本也删去，宁肯喜剧变悲剧，也不将莺莺付与了他，如此痴缠天真，真真可佩。
可若真是成全莺莺，个人以为还是《会真记》里的莺莺最是光彩照人，无人颉颃。无论是董西厢也好，王西厢也好，或多或少都偏离了《会真记》里莺莺的本来面目。后来随着杂剧的铺展，也让张生、红娘分去了许多的光辉。西厢版本越成熟，那钟毓灵秀的莺莺也越来越淡去，会真与西厢里的莺莺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待月西厢，神女已逝，余下的春光，又何须叹息？唉，圣叹究竟也糊涂了。
注：①、语出西厢第一本第一折[混江龙]：向《诗》《书》经传，蠹鱼似不出费钻研。意为埋首书本，费力钻研。
二、春光眼前、玉人不见②
圣叹不是莺莺的知音，哪怕他在《第六才子书》中称其为国艳，许其为绝代之佳人，天下之至宝，说她是雍雍肃肃，胡天胡地，春风所未得吹，春日所未得照的千金一品小姐。哪怕他删了第五本，让西厢至惊梦便止。但到底他是嫌第五本狗尾续貂糟蹋了全文，却非解了莺莺心事。
王斫山赞他一双簸箕眼好生犀利，这一回毕竟也觑了个空处。
圣叹爱西厢，爱莺莺，但，也爱着张生。
在他处，才子佳人属于天地做媒，绝世佳配，不如此，难以申天之大快。他在才子书中如是说：“夫才子，天下之至宝也，佳人，又天下之至宝也，天生一宝于此，天亦知其难乎为之配也；天又生一宝于此，天又知其难乎为之配也。无端一日而两宝相见，两宝相怜，两宝相求，两宝相合，而天乃大快”。这或者就是西厢记中：“我相思为他，他相思为我，从今后两下里相思都较可”的平民喜望。
与有情人做快乐事，神仙也似的生涯，多么让人艳羡。但翻一翻《莺莺传》，却只可索曹雪芹来抱头做一大哭，只可怜莺莺所托非人，一生萧瑟凄凉，竟还在众人茶余饭后，指尖喉头随人欢喜随人愁地负了几百年的恩爱虚名！
红颜薄命、自古使然。也难怪雪芹先生要借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做一悲哭了。莺莺怎会是西厢中那般人物？几百年反复于市井行行色色之口，再如何的清灵也摧成了浊物，难怪痛煞雪芹！
我不是那翻云覆雨手，申不得这偌大冤屈，只好请一个我非常不愿意提到的人物，《莺莺传》的作者唐朝才子元稹来做那解铃的人。
在对西厢记的研究里，很多人以为西厢里的张生就是元稹的化名，说他托人言事，说的是自身经历，虽巧为避就，然意微而显。也有的说他妒忌莺莺倾心他人，求之不得而作书毁之。两厢比较，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前者。
元稹是个很难说清的人。他既有对薛涛的薄幸寡恩，也有对妻子韦氏的挚爱深情，他的“惟将长夜终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千载之下读来，仍能让人锥心疼痛，潸然泪下。这样的人，你说他多情是有的，但若说他无耻，恐怕就有些离谱了。一个自负才气的才子，或者会为了政治、权力作些原则退让，但在不涉及政治的文字天地里，清高自负的脾气怕是怎么也改不了的吧？
正因于此，再博征元稹的很多作品来看，《莺莺传》情节的真实性是相当大的。我越是考证莺莺传的真实性，就对莺莺其人越是好奇，这该是个如何的女子，能让风流自许的元稹如此难以割舍，宁肯落口实于后人，也不愿掩其倾慕，公正示人？
在《莺莺传》里，元稹假红娘的口是这样评价莺莺的：“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这一句便驳倒了后来诸色西厢里红娘的月老手段。连金圣叹想假红娘之手脱罪于莺莺的努力，也被这一笔轻松戳穿③。
通看《莺莺传》，元稹对莺莺的评价是相当之高的，容貌体态我们就不赘言了，只见他说其：“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必敏辩，而寡于酬对；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矣”一文便知。古人评女子以德容工貌，评男子以恭俭温良让，限于篇幅，工、俭不知如何，但其余七项美德，元稹一气都许了莺莺，以元稹的才气能如此赞许莺莺，料不是虚得。若说元稹是想抬高莺莺来夸炫自己，看后面元稹自己酸溜溜地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又说当莺莺婚后仍想见之而莺莺避而不见时自己“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可知，元稹对莺莺是又爱又恨，欲离难舍，爱恨交织里，浮夸妄许的可能就微乎其微了。
说实话，我私人是不怎么喜欢元稹的，对他的好感也就是因为一首《悼亡诗》和能在《莺莺传》里不以好恶公平评价莺莺，这点气度才不负了才子之名。
仔细琢磨《莺莺传》，元稹之所以离开莺莺，除了功名所诱外，看不透莺莺或者也是一大原因。如果是这样，就不难理解他所说的：“予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的忍情，其实是在指莺莺啊。
莺莺的端正剔透在《莺莺传》是隐笔曲写的，可能连元稹自己也没弄明白女儿心事。第一次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时端服严容的莺莺并不是作秀，后来自荐枕席是为了报恩，报恩后即不复来，只为爱惜元稹《会真诗》三十韵的惊世文才，才更续鸳盟。几一月，蕙质兰心的莺莺便已看出元稹心切功名，胶漆难永，却又割舍不得，所以才隐忍苦郁，让元稹猜不透心事，种下种种猜疑，最终劳燕分飞。
忍情忍情，元稹枉为才子，终究没能猜透其中原委，令人叹惜！
转过头来，可就连这样一个让原作者都倾心折服的温婉隐忍、大家风范，在元稹将赴科考，远去长安时，宛无难词，惟愁怨之容动人矣；在阴知将决矣时，仍恭貌怡声的莺莺。在后来王、董的西厢里，却变成了春心萌动，空床难守、淫啼浪哭④的恶俗女子。
哪个女子不怀春，后来的版本在女儿态上下工夫倒也无可厚非，可当看到初试云雨时，西厢里所写：“[旦云]羞人答答的看甚么？”，对比原本：“云雨合欢之时，也终夕无一言”。顿觉饭菜无色，恶气横胸，殊是可憎！所幸圣叹的批改本里没有这句，否则以他老人家性格，难保就真焚了这第六才子书去。
到如今，春光眼前，西厢已成。又有谁能与我相思一杯酒，来酹了《莺莺传》里的双文？
注：②、语出西厢第一本第一折[赚煞]：“春光眼前，玉人不见，梵王宫疑是武陵源”。本文引申为以讹传讹，玉人失色。
③、《金圣叹评西厢》卷五二之四“琴心”评语：“后世之守礼尊严千金小姐，其于心所垂注之爱婢尚慎防之矣哉”。
④、《金圣叹评西厢》卷八续之一“泥金报捷”评语。
待续
相忘
9/13/2006 9:31 PM
埃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赫福兹逝世
埃及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赫福兹在开罗逝世，享年94岁。
今年7月中一个晚上，马赫福兹散步时摔倒后，一直在医院接受诊治。
他的著名作品《开罗三部曲》生动地描写了埃及首都开罗的风貌，并使他在1988年获得了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
马赫福兹也因为在一本小说中对上帝的描写触怒了穆斯林极端分子，在1994年被人刺伤了颈部，自此健康一直出现问题。
文坛地位获国际承认
这次受伤使他在医院里躺了7个星期，书写的能力受到限制、视力和听觉都被破坏。
马赫福兹被认为是中东地区最优秀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并因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受到了国际间的承认。
1950年代出版的《开罗三部曲》描述一个穆斯林商人家庭的经历和不幸，书中的主人翁赛义德、一位专权但紧紧维系家庭关系的父亲成为了埃及文化的代表人物。
在30年的创作生涯中，马赫福兹出版了30本长篇小说、短篇故事、戏剧、报纸专栏、政治评论文章、游记和回忆录等。
他在2005年发表了最后的创作《七重天》，收集了一系列关于轮回转世的故事。
他在2005年12月接受采访时说，他写《七重天》是希望相信，他死后能得到好的结果。
Biography
Born in Cairo in 1911, Naguib Mahfouz began writing when he was seventeen. His first novel was published in 1939 and ten more were written before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of July 1952, when he stopped writing for several years. One novel was republished in 1953, however,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Cairo Triology, Bayn al Qasrayn, Qasr al Shawq, Sukkariya (Between-the-Palaces, Palace of Longing, Sugarhouse) in 1957 made him famous throughout the Arab world as a depictor of traditional urban life. With The Children of Gebelawi (1959), he began writing again, in a new vein that frequently concealed political judgements under allegory and symbolism. Works of this second period include the novels, The Thief and the Dogs (1961), Autumn Quail (1962), Small Talk on the Nile (1966), and Miramar (1967), as well as several collections of short stories.
Until 1972, Mahfouz was employed as a civil servant, first in the Ministry of Mortmain Endowments, then as Director of Censorship in the Bureau of Art, as Director of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the Cinema, and, finally, as consultant on Cultural Affairs to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The years since his retirement from the Egyptian bureaucracy have seen an outburst of further creativity, much of it experimental. He is now the author of no fewer than thirty novels, more than a hundred short stories, and more than two hundred articles. Half of his novels have been made into films which have circulated throughout the Arabic-speaking world. In Egypt, each new publication is regarded as a major cultural event and his name is inevitably among the first mentioned in any literary discussion from Gibraltar to the Gulf.
From Les Prix Nobel. The Nobel Prizes 1988, Editor Tore Frängsmyr, [Nobel Foundation], Stockholm, 1989
This autobiography/biography was written at the time of the award and later published in the book series Les Prix Nobel/Nobel Lectures. The information is sometimes updated with an addendum submitted by the Laureate. To cite this document, always state the source as shown above.
Naguib Mahfouz died on August 30, 2006.
Interview
Interview with Naguib Mahfouz by writer and journalist Mohamed Salmawy in March, 2006.
Mohamed Salmawy: What did you feel when you knew you had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Naguib Mahfouz: I felt extreme happiness as well as great astonishment. I never expected to win the prize. During my time Nobel was awarded to writers of the highest calibre like Anatole France, Bernard Shaw, Ernest Hemingway, and William Faulkner. There were also Jean-Paul Sartre and Albert Camus. I had heard that an Arab writer might some day win the Nobel Prize, but I greatly doubted it would happen.
Mohamed Salmawy: But did not writer Abbas Mahmoud El-Aqqad nominate you to the prize 20 years before you won it? This was during a television interview in which he said he believed you deserve the Nobel Prize.
Naguib Mahfouz: El-Aqqad was always courageous in his thinking.
Mohamed Salmawy: Did winning the Nobel Prize in any way influence your life and subsequent work?
Naguib Mahfouz: Yes, it encouraged me to continue writing. But I received it at a later stage of my writing career, unfortunately. The only thing I wrote afterwards was Echoes of an Autobiography. I am now writing Dreams of Recuperation. Even the novel Qushtumur, which was published in serialised form in Al-Ahram was written before the prize. It appeared in book form afterwards.
On the personal level winning Nobel imposed on me a life-style to which I am not used and which I would not have preferred. I accepted the interviews and encounters that had to be held with the media, but I would have preferred to work in peace.
Mohamed Salmawy: What made you become a writer and who inspired your career?
Naguib Mahfouz: I started writing while I was in school on copy-books. I was inspired by contemporary Arab writers like El-Manfalouti, Taha Hussein, and El-Aqqad. They moved in me the passion to write, with the result that I moved from the science section to the literature section when I was in secondary school.
Mohamed Salmawy: What have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in your life since Nobel?
Naguib Mahfouz (pointing to his neck): This, the beating I received in 1994 (referring to the assassination attempt on his life when a youth tried to plunge a dagger in his neck. Mahfouz's right hand was paralyzed for a long time afterwards). But I was also greatly honoured by the state and people in a way that deeply moved me.
Mohamed Salmawy: What has been the impact of your works on Egyptian literature since you won the Nobel Prize?
Naguib Mahfouz: The answer to this must be left to the critics. Only they can say whether my writings influenced Arabic literature or not. One effect that the Nobel Prize seems to have had is that more Arabic literary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other languages. I heard this from Russian visitors, as well as from Germans who came to Egypt to invite us to the Frankfurt International Book Fair for which they were preparing at the time.
PCCW:说说名著的译本(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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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近段淘书，忽然想起那几年刚入文学门槛时，一口气读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有点饥不择食，根本上不懂译本的好坏，译文的高下。 |
该说的事儿和不该说的事儿
早出晚归和晚归早出
筋力年年减，风光日日新。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
何处台无月，谁家池不春。莫言无胜地，自是少闲人。
坐厌推囚案，行嫌引马尘。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
//一首“晚归早出”，老白的抱怨，看来自古生计艰难，无一例外
早起或因携酒出，晚归多是看花回。
若抛风景长闲坐，自问东京作底来。
//这一首“早出晚归”又是多么潇洒，奔走，却与生计无涉。
更多的是既不迫于生计，也称不上洒脱的时候。
近几天通宵达旦，好像是为了生计，其实知道自己憋着一口气。郁积已久，不辨来由。大概是碰了几回壁，也见识了一些人情世故。单纯的世界又塌陷了一角。
也曾有什么也不为的过去。
读研一，七十二小时中断断续续休息三五个钟头，帮毕业的三位师兄师姐整理论文答辩记录。三万字，工工整整写下来。窗外是子规的啼声。还有毕业前所有的校园都会有的骚动，“鸾吟凤唱听无拍，多似霓裳散序声”。
不少夜，在校园里，咖啡馆里，甚至是教室里，做那些属于年轻的事情，“起晚怜春暖，归迟爱月明。放慵长饱睡，闻健且闲行”。无所事事的青春无病呻吟，“北阙停朝簿，西方入社名。唯吟一句偈，无念是无生”。
日子过了，青春过了。还是老白认的真切：“近来渐喜知闻断，免恼嵇康索报书。”
补记：
麥迪蘭島風光迷人，魁省盛夏避暑勝地
麥迪蘭島風光迷人，魁省盛夏避暑勝地
華僑時報．本報記者
麥迪蘭群島（ILES DE LA MADELEINE）位於聖羅倫灣裡，距離嘉斯比（GASPE）半島二百一十五公里，愛德華王子島一百零五公里，CAPE BRETON島九十五公里。該島處於大西洋時間區，比魁省其他地方「快」一小時，由約十數個島組成，當中有六個有狹長的沙丘相連。
這裡的氣候屬於海洋性，冬暖夏涼，其按年降雪量乃全省最低。到了夏天，陽光和暖的日子持續至九月份。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群島四周在一月底結成的浮冰會阻礙春天準時到來，但是群島周邊的水溫仍然可升到攝氏十七度（華氏六十三度）。比較上，這裡的水的確比聖羅倫海更暖。麥迪蘭群島的風較大，冬天比夏天更甚，時速在十七到四十公里左右。夏天吹的是西南風，冬天是西北風。總括來說，群島具有各種特色；天氣、風、不同的水質和三百多公里的美麗海灘－－乃一天然水上樂園。
●公園和野生動物保護區
有三個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ILE BRION島和GROSSE ILE島上的POINTE DE L'EST。第三個就是ROCHER AUX OISEAUX 區，廿年前已成為鳥類庇護所。
●植物群
群島上最常見的植物群是生長在沙丘上。那兒的樹林有不勝枚舉的植物，包括漿果這種遠足時經常會見到的東西。樹林邊緣在八月底九月初長滿了野菇（尤其是雞油菌－－CHANTERELLE）。根據土質的結構，群島上有許多不同品種的植物。
野生草莓於七月最後兩星期出現，而七月底八月初就可在空矌地及林木區見到山莓（RASPBERRIES）；八月初在沙丘上和林中採到紫黑漿果（BLUEBERRIES）；九月底在池溏邊和潮濕的原野上，一顆顆的酸漿果（CRANBERRIES）在向你招手。不過想來這些地方探幽須具備一位知識豐富的導遊，或一本包羅萬有的指南書。
●動物群
雖然地方不很大，群島卻是許多鳥類和哺乳動物之家。由於置身於聖羅倫灣裡，麥迪蘭島是鳥類愛棲身的地方。哺乳動物中不可不提及海狗。有一段時間，這裡全年可見到大量的海狗和海象。但遠在一七九九年時，海象和海牛都已消失，衹剩下海狗。
想拜訪海狗並不難，衹要到牠們聚居的地方就行。每年在三月初，成千上萬隻豎琴海狗和羽冠海狗就會在群島四周的浮冰上生兒育女。對於島民來說，是時候到冰上獵海狗。
獵海狗是他們的悠久傳統。數年前，獵海狗招惹強烈輿論，最後導致海狗皮市場關閉。在海狗皮製革業方面，麥迪蘭島民有一些令人歎服的新方法，而且當地工匠的手藝亦不錯。
●打漁碼頭
麥迪蘭島的主要活動是打漁，乃當地的經濟動力和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漁業亦為遊客提供了一個探訪打漁碼頭的良機。在那兒，你有時可以便宜的價錢從漁夫那兒買到新鮮的大魚。每天凌晨，碼頭上人來人往，非常繁忙。請想想看：正當其他人在蒙頭熟睡之際，閣下可以漫步碼頭呼吸清新的凌晨空氣，的確是人生一大樂趣。
至於那些想自釣鱈魚、鮐魚（MACKEREL）或甚至鯊魚的人士可與有經驗的嚮導乘坐配備現代化儀器的船隻。對於愛好海鮮的老饕，島上的漁市和魚肉加工廠提供目不暇給的這類型食品。
每年五月，就是龍蝦登場時候，漁夫們在海岸外設捕龍蝦機。龍蝦季從五月十日起直至七月十日，此時前往捕捉仍來得及，不過要遵守嚴苛的法規。
每艘捕龍蝦小船衹准兩人，不得放超過三百具捕機。捉到懷孕的雌龍蝦及不足標準呎吋的龍蝦必須放生。
在這裡，龍蝦每年的被捕量接近二百萬公斤，令人咋舌。
捕龍蝦的漁夫們凌晨三時離開碼頭，到達他們事先預定的水域投下捕機，龍蝦上釣後，當然將牠們拿出來放好，再繼續下一回合。
到了下午，漁夫們就會帶著當天的捕獲的龍蝦返回碼頭，然後為翌日的出海作準備。
由於捕龍蝦是需要充沛的體力，所以遊客應明白到何以麥迪蘭群島沒有嚮導指示的捕龍蝦遊提供。
不過其他的打漁或專人引導旅遊卻有不少，迎合每個人的需求。到了麥迪蘭群島時，遊客不要妄自獵捕龍蝦，當心違反法例被罰。
群島上有一個海洋博物館和一個水族館，到了那兒不妨前往參觀：
MUSEE DE LA MER （海洋博物館）
1023, ROUTE 199, LA GRAVE, HAURE-AUBERT
電話：(418) 937-5711
AQUARIUM DES ILES （水族館）
982, ROUTE 199, LA GRAVE, HAVRE-AUBERT
電話：(418) 937-2277
專人引導中心：
CENTRE D'INTERPRETATION
065, ROUTE 99, HAVRE-AUX-MAISONS
電話：(418) 969-4849
CENTRE D'INTERPRETATION " LES PORTES DE L'EST"
56, ROUTE 199, GROSSE-ILE
電話：(418) 985-4849。
麥迪蘭群島市
人口：12,830
市長：CLAUDE VIGNEAU
地址：460 CHEMIN PRINCIPAL,
CAP-AUX-MEULES C.P. 1460,
SUCC. CAP-AUX-MEULES
ILES-DE-LA-MADELEINE
G0B 1B0
電話：(418) 986-3100
傳真：(418) 986-6962
交通工具
．C.T.M.A. GROUP在過去超過廿五年內
一直在麥迪蘭群島和愛德華王子島之間
經營渡船服務。
．麥迪蘭群島亦透過一項聖羅倫河三天船
遊與滿市相連。
．可乘搭水上飛機前往。
麥迪蘭群島是由
．GRANDE ENTRE & GROSSE-ILE島
．LOUPS島
．HAVRE AUX MAISONS島
．CAP AUX MEULES島
．HAVRE AUBERT島等小島和
以下兩大島：
．ENTRE島（HAVRE-AUBERT島以東十公里）
．BRION島（GROSSE-ILE島以北十六公里）及其他
細小島嶼諸如OISEAUX小島、LOUPS-MARINS島、
COCHONS島、CORPS-MORT小島合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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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ED DIAMOND:COLLAPSE
Posted 2004-12-27
A thousand years ago, a group of Vikings led by Erik the Red set sail from Norway for the vast Arctic landmass west of Scandinavia which came to be known as Greenland. It was largely uninhabitable—a forbidding expanse of snow and ice. But along the southwestern coast there were two deep fjords protected from the harsh winds and saltwater spray of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 and as the Norse sailed upriver they saw grassy slopes flowering with buttercups, dandelions, and bluebells, and thick forests of willow and birch and alder. Two colonies were formed, three hundred miles apart, known as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Settlements. The Norse raised sheep, goats, and cattle. They turned the grassy slopes into pastureland. They hunted seal and caribou. They built a string of parish churches and a magnificent cathedral, the remains of which are still standing. They traded actively with mainland Europe, and tithed regularly to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The Norse colonies in Greenland were law-abiding, economically viable, fully integrated communities, numbering at their peak five thousand people. They lasted for four hundred and fifty years—and then they vanished.
The story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Settlements of Greenland is told in Jared Diamond’s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Viking; $29.95). Diamond teaches geography at U.C.L.A. and is well known for his best-seller “Guns, Germs, and Steel,” which won a Pulitzer Prize. In “Guns, Germs, and Steel,” Diamond looked at environmental and structural factors to explain why Western societies came to dominate the world. In “Collapse,” he continues that approach, only this time he looks at history’s losers—like the Easter Islanders, the Anasazi of the American Southwest, the Mayans, and the modern-day Rwandans. We live in an era preoccupied with the way that ideology and culture and politics and economics help shape the course of history. But Diamond isn’t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any of those things—or, at least, he’s interested in them only insofar as they bear on what to him is the far more important question, which is a society’s relationship to its climate and geography and resources and neighbors. “Collapse” is a book about the most prosaic elements of the earth’s ecosystem—soil, trees, and water—because societies fail, in Diamond’s view, when they mismanage those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re was nothing wrong with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Greenland settlements. The Norse built a functioning reproduction of the predominant northern-European civic model of the time—devout, structured, and reasonably orderly. In 1408, right before the end, records from the Eastern Settlement dutifully report that Thorstein Olafsson married Sigrid Bjornsdotter in Hvalsey Church on September 14th of that year, with Brand Halldorstson, Thord Jorundarson, Thorbjorn Bardarson, and Jon Jonsson as witnesses, following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wedding banns on three consecutive Sundays.
The problem with the settlements, Diamond argues, was that the Norse thought that Greenland really was green; they treated it as if it were the verdant farmland of southern Norway. They cleared the land to create meadows for their cows, and to grow hay to feed their livestock through the long winter. They chopped down the forests for fuel, an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ooden objects. To make houses warm enough for the winter, they built their homes out of six-foot-thick slabs of turf, which meant that a typical home consumed about ten acres of grassland.
But Greenland’s ecosystem was too fragile to withstand that kind of pressure. The short, cool growing season meant that plants developed slowly, which in turn meant that topsoil layers were shallow and lacking in soil constituents, like organic humus and clay, that hold moisture and keep soil resilient in the face of strong winds. “The sequence of soil erosion in Greenland begins with cutting or burning the cover of trees and shrubs, which are more effective at holding soil than is grass,” he writes. “With the trees and shrubs gone, livestock, especially sheep and goats, graze down the grass, which regenerates only slowly in Greenland’s climate. Once the grass cover is broken and the soil is exposed, soil is carried away especially by the strong winds, and also by pounding from occasionally heavy rains, to the point where the topsoil can be removed for a distance of miles from an entire valley.” Without adequate pastureland, the summer hay yields shrank; without adequate supplies of hay, keeping livestock through the long winter got harder. And, without adequate supplies of wood, getting fuel for the winter beca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he Norse needed to reduce their reliance on livestock—particularly cows, which consumed an enormous amount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But cows were a sign of high status; to northern Europeans, beef was a prized food. They needed to copy the Inuit practice of burning seal blubber for heat and light in the winter, and to learn from the Inuit the difficult art of hunting ringed seals, which were the most reliably plentiful source of food available in the winter. But the Norse had contempt for the Inuit—they called them skraelings, “wretches”—and preferred to practice their own brand of European agriculture. In the summer, when the Norse should have been sending ships on lumber-gathering missions to Labrador, in order to relieve the pressure on their own forestlands, they instead sent boats and men to the coast to hunt for walrus. Walrus tusks, after all, had great trade value. In return for those tusks, the Norse were able to acquire, among other things, church bells, stained-glass windows, bronze candlesticks, Communion wine, linen, silk, silver, churchmen’s robes, and jewelry to adorn their massive cathedral at Gardar, with its three-ton sandstone building blocks and eighty-foot bell tower. In the end, the Norse starved to death.
当善成为自然——希望之光首次流水认捐活动结束
不吴不敖，不震不腾。我有嘉宾，岂不夷怿？
与以往认捐时的热闹场面不同，希望之光的首次流水认捐活动显得平静而自然。然而，正如上面的题词中所赞：希望之光又迎来了这么多有心的嘉宾，怎能不让人感到由衷的喜悦呢？
记得第十一批认捐活动开始前,有的网友出于善意而责问，希望之光要的是什么---是热烈甚至是喧闹的场面么？哀乐自持的《诗》篇告诉我们，真正的福是不喧哗不傲慢，不震荡不张扬的生活。
其实，以往历次认捐时“热烈的气氛”，也总是让义工感到无奈，而且与希望之光一贯的低调作风不太和谐。为着这样的原因，我们在保留批次发布资料的认捐方式之外，特别尝试了流水认捐的方式。今后每个月的10日和25日，以流水的方式发布学童资料，将成为希望之光的一项制度，敬请关注。
2003年5月25日发布的11位学童又得到了善良者的帮助，在此要特别感谢认捐的11位朋友——是你们又一次见证了平凡而美丽的善。这善不带着一些夭夭灼灼的华美，却是萋萋莫莫的清新自然，令人心有所动。
还是用上面那位真诚朋友的话，与所有关心失学儿童的朋友们共勉吧：需要平复内心的，是我们自己。
确实如此，当善成为自然，当公益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一切都显得如此宁静而美好。
认捐已告结束，在此想提醒大家的是：认捐是真正捐助的开始，是您和孩子之间达成的爱心契约，我们相信，大家都会真诚而持久地守着这约。希望之光也将恪守诺言，竭尽所能为您服务，对您负责。
希望之光
200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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